经济危机肆虐全球，致使企业裁员，就业压力瞬间剧增，针对该问题记者采访艺珂研究院院长沃尔夫冈·克莱门特教授，据该教授分析。

　　目前，经济增速减缓乃至一些国家出现负增长，普遍影响到了各国的就业情况。作为全球人力资源研究的重要机构，艺珂研究院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：欧盟平均GDP的变化对年轻人就业率的影响，是对整体就业率影响的两倍。就业已经成为全球各国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。如何看待经济危机下的就业形势？本报记者就此专访了艺珂研究院院长、德国前经济与劳工部部长沃尔夫冈·克莱门特(Wolfgang Clement)教授。

一、危机时刻需要灵活的就业方式

　　记者：“充分就业”是凯恩斯在他的《就业、利息和货币通论》中提出的概念，后来也被广泛使用。由于眼下的金融危机，“充分就业”在各国都变得很困难了。目前欧洲的社会就业情况如何呢？

　　答：目前，全球都处于经济下滑阶段，欧洲各国甚至处于衰退中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出现了失业率异常上升的情况。具体到各国，失业情况也各不相同。比如德国，现在的失业率接近8%，而在西班牙、英国、意大利等国，失业率上升更快。从去年开始，失业率就一直在上升，这意味着各国政府就像他们已经在伦敦所做的那样，需要尽一切努力来应对危机。

　　记者：您觉得在这一特殊时期有没有什么短期的促进就业方案？

　　答：去年开始，德国对就业市场的一些政策进行了变革。我们很高兴地看到，失业率上升速度有所减缓，失业人口从500万减少到300万，不过现在这一人数又开始上升了。对我们来说，一个有效的应对方法是减少工作时间，由政府和公共部门对减少工作时间的工人加以补贴。在德国大约有200万人参加了这个计划，他们从公共部门那里获得收入。这是应对目前危机的主要办法，尽管是暂时的。从长期看，解决失业率问题需要教育部门、宏观经济部门等共同发挥作用。

　　记者：您说的减少工作时间是不是您一向所倡导的“灵活的劳动力解决方案”的一种途径？

　　答：是的。这一方案是过去一年欧洲各国普遍使用的。所谓减少上班时间，也包括将工作时间减少到零，工人可以在这段时间接受培训、教育，以便在经济复苏后能够更好地胜任工作。也就是说，可以利用经济危机使人们更好地成长，从而为经济好转做准备。

　　记者：所以人们常说，危机可能是非常好的积累人力资本的机会。

　　答：事实上，每次危机都是一个机会，至少对于教育和培训来说是这样。不论在欧洲还是中国，都有很多人没有资格证书，或者只有很低的学历，一般情况下，这是造成失业的主要原因。这当然意味着我们应该在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做很多工作，为年轻人日后进入劳动力市场做好准备。但同时，我们也可以在危机的时候，让一些处于失业或者减少工作时间状态中的人，接受更多培训。这是比较合适的时机。

　　在德国，这样的培训由政府和公共部门来资助，对于那些减少工作时间的人来说，他们会得到以前工资的六到七成，这对于他们的生活来说是足够的，同时他们又可以接受培训和教育以获得更高的职业资格。

　　记者：社会福利的确是个好东西。不过，人们同时可能会担心，高福利会不会提供坏的激励？

　　答：的确，我们也为此做了很多改变，尤其是在激励人们自我完善并努力去寻找工作这一方面。我们意识到，这是福利国家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。福利太高，人们在得到基本社会保障之外还有不少钱的话，的确有一些人会不受监管，不去找工作，这一人数可能还不会少。这是值得注意的。当然，也不能因此就骤减社会保障支出。在这两方面取得平衡是极其重要的。

　　在德国，我们现在更加倡导人们去找工作，公共部门会告诉人们，如果他们不去找工作或者不接受工作岗位，那么他们就不能领取社会补助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我们也在改变公共支出的领域。我们必须加强对幼儿园、大学等教育机构的投入，让人们在人生一开始就学习如何规划好人生。不管在欧洲还是其他国家，二三十年后都可能进入高福利社会，其主要风险就在于人们可能会失去工作的意愿。我们必须尽力去改变这一切，努力降低失业率，才可以把用于补助失业人口的钱用来投入教育机构。

二、教育与社会衔接才是促进就业之道

　　记者：青年人就业对于德国来说是不是问题，德国又有哪些做法可供我们借鉴呢？

　　答：这个问题每个国家都有。像我这样年龄的人，在大学毕业时找份工作根本不是问题。但是现在，毕业生找工作却成了大问题。其中一个原因是，当年德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，二战结束后德国需要复苏经济，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工作，同时每个人都愿意去工作。现在，一切都不一样了，有些人抱着我们已经很好了、满足了、不需要再努力了这样的想法，一些年轻人甚至也是这样。这是非常要命的。对中国来说，非常好的一点是，每个人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善生活，获得更好的工作，而且这种愿望非常强烈。

　　当然，眼前的问题一方面也是经济危机带来的。对德国来说，这个问题可能更严重，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只是略有减缓，而德国却已经进入了衰退。另一方面，我们要关注的是，我们是否在学校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中做了正确的事情，我们是否为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做好了准备，我们有没有教授正确的技能，我们的教师对工作内容有多大了解。正是这些问题，导致全球范围内年轻人的失业率要高于其他人群。我们必须尽力做好从学校到社会的过渡工作，必须加强教师与公司之间的合作。学校和公司都有责任来做这件事。

　　记者：在目前的中国，哪怕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，也面对很严峻的就业形势。有评论认为，这和经济结构有很大关联。您究竟怎么看？

　　答：其实，相比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人来说，大学生找工作的机会已经多很多了，即使是现在，德国对工程师等技能型人才仍旧有很大需求。对中国来说，经济在发展，产业也在发展。在发展初期，可能会出现产业基础比较弱的情况，但是产业会随着经济的增长同步发展，这样一来，就给大学生带来了更多工作岗位。这一点从德国的发展进程中就可以看到。现在，我们减少了化工、汽车业的工作岗位，这些产业正转移到其他国家，同时，我们也发展了医药业等技术密集型的新产业，创造了新的工作岗位。